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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万历十五年》的企业管理（第1页）

第6章《万历十五年》到现代企业的制度性假死

1587年，一个天大的“骗局”

你见过最荒诞的“企业猝死”吗？一家估值万亿、存续两百多年的超级集团，没遭遇外敌入侵，没爆发财务危机，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内部叛乱都没有，却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年份，悄悄按下了“系统崩溃”的倒计时。更讽刺的是，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操作系统”早该更新，却没人敢动、没人能改，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从“卡顿”走向“蓝屏”，最后彻底死机。

1587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家“超级集团”。这一年，史书上写满了“无事可记”：没有边境告急的战报，没有席卷全国的灾荒，连朝堂上的争吵都显得温和——官员们争论的不是“如何改革”，而是“该不该给刚去世的海瑞追赠官爵”；万历皇帝做的最“出格”的事，不过是把奏折堆在案头不批，躲在宫里跟太监下棋。可就是这样一个“平淡到无聊”的年份，藏着大明王朝最致命的秘密：它不是“慢慢走向衰亡”，而是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就像一台没装杀毒软件、还拒绝更新的旧电脑，只剩下慢性死亡这一条路。

一、1587年的“东西双标”：有人在抢未来，有人在守过去

如果你能站在1587年的地球上空往下看，会发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在“狂奔”，一边在“躺平”。

这一年的西方，正忙着“抢地盘、破规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已经把无敌舰队的最后一艘战舰编入队列，130艘战船、3万兵力整装待发，目标是横渡大西洋，拿下英国这个“海上绊脚石”。没人知道这场仗最后会输，但所有人都清楚：西班牙要的不是“一场胜利”，而是整个海洋的控制权，是把“全球贸易”的规则攥在自己手里。同一时间，英国的纺织厂里，新式织布机正在取代手工纺车；荷兰的港口里，商船载着香料、丝绸，往来于欧洲和东南亚之间——他们都在打破“旧世界的边界”，要么去海外抢资源，要么在国内搞创新，每一步都在为“未来”下注。

而这一年的大明，在忙着“守规矩、耗时间”。朝廷下了一道新规：“严禁沿海百姓私通海外”，理由是“倭寇虽平，海患未绝”——可实际上，所谓的“海患”早就没了，真正怕的是“老百姓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就不好管了”。京城的官员们，每天上朝讨论的不是“如何改进农具、提高收成”，也不是“如何造更好的战船、保护海疆”，而是“礼仪是否周全”“用词是否得体”。比如有个官员上奏时，把“陛下”写成了“圣上”，立刻被弹劾“大不敬”，吵了半个月才罢休；还有人提议“在北方边境修一些新式堡垒”，结果被反驳“祖宗留下的城墙够用了，何必浪费钱”，最后不了了之。

最讽刺的是什么？1587年，西方已经在靠“制度和技术”解决问题，而大明还在靠“道德和人情”维持运转。西班牙搞无敌舰队，靠的是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造船，有人负责练兵，有人负责后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靠什么拿俸禄；而大明的军队，连“士兵该领多少粮饷”都没个准数——要么被将领克扣，要么靠地方官府临时凑，遇到打仗，士兵还要自己带着干粮上战场。西方的商人靠“合同和法律”做生意，赚了钱就投入新的产业；而大明的商人，赚了钱第一件事是“买地、捐官”，因为只有变成“士绅”，才能避免被官府刁难。

这一年，就像大明和西方的“分水岭”。西方选择了“向外冲”，哪怕冒着战败、破产的风险，也要去闯新的世界；大明选择了“向内缩”，哪怕知道旧制度已经不管用，也不敢轻易改变。后来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冒险”赌赢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一步步掌控了全球的话语权；而大明的“保守”，让它错过了最后一次“系统更新”的机会，从1587年开始，只能在旧制度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二、黄仁宇的“火眼金睛”：不看英雄史诗，专找“系统漏洞”

很多人读历史，都爱读“英雄故事”：秦始皇统一六国、汉武帝北击匈奴、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好像王朝的兴衰，全靠一两个“厉害人物”撑着。但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偏偏反着来：他不写“英雄”，只写“普通人”；不写“大事”，只写“小事”；不骂“昏君奸臣”，只找“制度漏洞”。

他的“大历史观”，其实就是“找漏洞”的本事。就像你用手机，突然发现APP总闪退，别人可能会骂“手机垃圾”，但黄仁宇会去查：是系统版本太低？还是内存不够？抑或是APP本身的代码有问题？在他眼里，1587年的大明，就像一台闪退不断的手机，表面上是“APP不好用”，实际上是“操作系统从根上坏了”。

比如“税收漏洞”。明朝的税收，靠的是“人头税+土地税”，但收税的方式特别荒唐：不是按“你有多少地、能收多少粮”来算，而是按“祖宗定下的定额”来收。比如某个县，一百年前定的税是“每年缴1000石粮食”，哪怕后来土地多了、收成好了，还是只缴1000石；反之，要是遇到天灾，土地荒了，税还是一分不能少。到了1587年，这个漏洞已经大到补不上了：地主们兼并了大量土地，却通过“捐官”“联姻”的方式，把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缴不起税，只能卖地逃荒，土地又进一步集中到地主手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可朝廷没人敢改，因为“祖制不能动”，谁改谁就是“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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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官员漏洞”。明朝的官员，选拔靠“科举”，考核靠“道德”，工资低得可怜。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只有45两银子，连养家都不够，更别说应付日常开销。于是，“灰色收入”成了公开的秘密：收税时多收一点“损耗费”，判案时收一点“辛苦费”，甚至逢年过节，地方乡绅还要“孝敬”一点——这些都成了“潜规则”。1587年，有个叫海瑞的官员，偏偏不遵守这个“潜规则”，他一分钱灰色收入都不要，结果自己穷得连肉都吃不起，还被其他官员排挤：“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们都成了坏人吗？”最后，海瑞只能被调到南京做个闲官，什么实事都做不了。黄仁宇说，海瑞的悲剧，不是“他太正直”，而是“明朝的官员制度，根本不允许正直的人活下去”。

还有“皇帝漏洞”。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天子”，实际上是“文官集团的傀儡”。文官们用“祖制”“道德”把皇帝捆得死死的：皇帝想立哪个儿子做太子，要听文官的；皇帝想花点钱修宫殿，要听文官的；甚至皇帝想多娶几个妃子，也要听文官的。万历皇帝刚登基时，还想做个“好皇帝”，可做着做着发现，自己连“喜欢哪个女人”都不能做主——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文官们天天上奏反对，说“必须立长子，这是祖制”。吵了十几年，万历皇帝彻底心灰意冷，从1587年开始，他干脆不上朝了：“你们不是想管我吗？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看你们怎么办。”可皇帝不管事，文官集团又陷入了“内斗”：你骂我“奸臣”，我骂你“庸才”，没人管国家大事。黄仁宇说，万历的“躺平”，不是“他太懒”，而是“明朝的皇帝制度，根本不允许皇帝做一个‘人’”。

这些“漏洞”，在1587年之前就存在，但到了1587年，它们终于凑到了一起，形成了“系统性崩溃”：税收收不上来，国库空虚；官员要么贪腐，要么内斗，没人做事；皇帝躺平，朝廷失控。更可怕的是，没人能修复这些漏洞——想改税收，会得罪地主和文官；想改官员制度，会打破潜规则；想让皇帝重新理政，会得罪整个文官集团。大明王朝，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马车，只能朝着悬崖一直跑。

三、六个“程序员”的挣扎：有人想修系统，有人想换系统，有人只能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