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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加于人的性（第3页）

但我还是会自责。

直到“MeToo”运动期间她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那时她早已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写道：

在那么多其他人的故事里，女性在性关系中受到羞辱、胁迫和霸凌，我看到了她们的愤怒……我在想：我的丈夫听到我说的话［关于被他性侵的话］—哪怕是一次，哪怕我说得小心翼翼，他那天晚上怎么还能睡得安稳，甚至还要继续坚持和我上床？

我的答案，当然是所谓的应得权利。但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让一个女人去抵制这种在她心里已经内化的男人对性爱的权利是多么困难。“如果你行使权利的代价是让别人痛苦，你怎么还能够继续？”这个作者问道。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答案。

最让人意外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一直没有透露姓名，但我们知道她是一位经常讲授女性主义理论的人文学科教授。然而，她坦白说：“我读的所有这些女性主义文本都不能让我摆脱社会和大众文化灌输给我的观念—不管我自己的感觉如何，让丈夫满意是我的义务。”

除了担心面对可怕的社会后果—从职业报复到婚姻关系疏远，女性可能会承受因为拒绝男人带来的强烈负罪感和羞耻感，因为男人们觉得他们不仅有权得到性爱，而且还有权得到她积极的同意和参与。

这么看来，凯特琳·弗拉纳根为阿兹·安萨里所受的屈辱感到担忧可谓是黑白颠倒了，她的担忧很奇怪（但很典型）。在这种事情发生后，感到羞耻和屈辱的往往是那个违背男人意愿的女人，而且那些痛苦的感情也许会让她们保持沉默。21

演员萨尔玛·海耶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篇写哈维·韦恩斯坦的文章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在那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里，她打破长久的沉默，曝光了他对她的虐待。22韦恩斯坦先是让海耶克觉得她可以实现自己的创作梦想，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然后，当她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时，就开始残酷地报复，对她进行各种打击。特别是在她拒绝了他的性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对他说了“不”之后，他就开始了各种虐待—贬低她，威胁要杀掉她。他的性胁迫只是他武器库里的一种。23

据海耶克描述，由于没有为韦恩斯坦扮演一个足够性感的弗里达·卡罗(3)，她惹恼了这位著名制片人。在受到挫败后，他爆发了：他孤立她，羞辱她，逼着她表演让她的身体产生极度不适的裸体性爱场景。她写道，想到他的眼睛正看着自己裸露的身体，她惊恐不安，止不住地呕吐和哭泣，感受到了一种发自肺腑的羞耻—这种羞耻感正是这一类男人经常用来对付女人的武器。

但是，话又说回来，并不仅仅是像韦恩斯坦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才能这样做（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有权有势的人更有影响力）。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得到一些东西，却因为整个生活或特别是因为女人对他们的反应而感到愤愤不平、灰心失望。克丽丝滕·鲁佩尼安小说里的罗伯特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一个有点崩溃而且很容易受伤的人。另一个例子是HBO电视网播出的《都市女孩》（Girls）中的人物查克·帕尔默。24在2017年初播出的《美国婊子》那一集中，汉娜·霍瓦特去了这位著名中年作家的公寓。帕尔默被指控在各地大学做讲座和上研修课期间，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本科生上床。这种性关系是否两厢情愿并不十分清楚，这一点正是争议的一部分。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同意让他这样的男人得到他想要的性爱是天经地义的，至于那些在伦理上他们可能需要负责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问女人同意不同意。25确实，两厢情愿还是未经同意的区分已经成为合法性行为和违法性行为的界限，即使不是有意做此区分，也算是默认如此了。但对合乎道德的性而言，仅仅不犯法是不够的，这一点在人类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大多数领域都一样。例如，要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仅仅做到不欺诈、不入室抢劫或不盗窃是远远不够的。

在剧中，汉娜（由《都市女孩》的创作者莉娜·邓纳姆扮演）自己也是个作家，27岁，比帕尔默年轻很多，还没有成名。汉娜为一个不知名的女性主义网站写了一篇有关帕尔默的轻率行为的文章—他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行为的。虽然帕尔默有年龄和职业地位上的优势，他还是认为自己成了汉娜的受害者，也受到了年轻女性群体力量的高度伤害。她们现在获得了权力，能够把他的性剥削作为一种剥削形式揭露出来。他邀请汉娜到他位于曼哈顿的奢华高雅的家中，目的非常明确：作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他深受焦虑折磨，他要告诉她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不是强奸，不完全是，但确实她是不情愿的，非常不情愿”—这也是J.M.库切的小说《耻》（Disgrace）中，52岁的教授戴维·卢里对自己和20岁的学生梅拉妮之间的性关系的描述。“她好像已经决定放松下来，在整个过程中她的心已经死了，就像一只被狐狸的利爪抓住脖子的兔子。”26梅拉妮还帮了他一下，她甚至抬起屁股好让戴维给她脱衣服，但并非是情愿的。那天下午，当戴维来敲她的门时，她穿着拖鞋，吓了一跳，她被扔进了一个男人的性欲望高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脚本之中。

梅拉妮本应该态度强硬，坚决拒绝戴维。可是，当时梅拉妮没有抗拒，她措手不及，完全吓傻了。后来，戴维因为不端性行为与毫无悔改之意的态度，很快名誉扫地，被迫从大学辞职。

梅拉妮的反应使得这次性侵犯不完全是强奸，但在道德层面上却让人更觉恶心，即使戴维本人也觉得恶心。在离开梅拉妮的公寓后，他趴在汽车方向盘上，满心沮丧和羞愧。他知道，如果她对他的袭击有所防备，这也许就是强奸。更准确地说，如果梅拉妮多一点行动力，多一点有权拒绝他的意识，她很有可能反抗。这一点戴维是知道的，他显然是侥幸占了便宜（这是一个过时的表达，但在这里确实如此）。

事实上，他到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她根本没想办法阻止他。“她只是躲避着，不让他亲吻嘴唇，不去看他的眼睛。”她转过身去脱衣服。“这样的话，他对她做的事情就好像是在远处发生的，与她无关。”27他就这样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达到了性高潮，他复活了。

后来，梅拉妮突然来到戴维家，问他自己是否能住在那里。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她表现出一种热情，想要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仿佛要改写那一次在她公寓里发生的丑陋和暴力。“但就算他们在一起，如果他们在一起，他也是那个说了算的人，她只能顺从。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这么告诉自己。28他的话毫无诚意。

在这个米尔格拉姆式的性实验里，在这种对相关领域社会公认的权威人物的顺从中，完全没有情愿不情愿这回事—这也不仅仅局限于性。最明显的是，这种情况延伸到其他形式的虐待，可能是和性有关的，也可能是和性无关的，但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专横的占有。在英语老师莱斯基先生对自己过分亲密地动手动脚（我又用了一个过时的词，但这个词实在是意味深长）时，11岁的汉娜·霍瓦特和梅拉妮的被动反应是一样的。汉娜说她并不介意，甚至喜欢他那么做：只是他选择了错误的理由、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方式，和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说法正好相反(4)。她对查克·帕尔默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