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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无人分担的家务（第3页）

在好男人的标准总体上如此低的情况下，人们禁不住会把在场的男性伴侣和父亲，与不在场的男性伴侣和父亲做比较，并且认为前者在道德上令人钦佩而非有所不足。另一个令人反感的比较是：现在的父亲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通常所做的。现代父亲的平均参与度的确远远高于前人。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里要做的是一个道德上相关度最大的比较：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仍然负担过重，而男人却往往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情况现在尤为严重，因为男人的女性伴侣如今更有可能拥有水平相当的收入，从事同等时间的有偿劳动。32所以，既然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她为什么就应该比他承担多得多的家务呢？答案当然是：不该如此。

尽管如此，像詹西·邓恩这样的女性也并非很容易就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长达五小时的马拉松式治疗过程中，里尔问她和她的丈夫，既然他们有类似的职业角色和责任，为什么不平摊家务呢？他指出，只有五五对半开才是公平的。有趣的是，这时邓恩开始为她丈夫找借口了，她小心翼翼地说：“不过，我觉得五五对半开对于男人来说是有点困难。”里尔回答说：“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男人，我们说的是汤姆。”接着：

［里尔］问汤姆如果平摊家务是否有困难。“呃，有时候会有点混乱，我……”汤姆还没说完，里尔就打断他。“行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里尔说，“惯性、懒惰，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利。但是这种想法很愚蠢。”33

这次交谈也让我们看到了男人经常可以少做家务而不会受到指责的另一个原因：许多女人在不知不觉中附和并认可了男性伴侣那种错误的应得权利感—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享有她的劳动，有权享有闲暇时间。尽管她很沮丧，但她传递给他的信息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她还不愿意坚持做出更公平的安排。她表现出对男性施害者的同情—过多地或不恰当地同情一个对女性受害者有厌女行为的男人，或者说，我现在想补充一点，一个认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利用女性受害者的男人—即使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的受害者。邓恩写道，他们的咨询刚开始的时候：

让我非常尴尬的是，我突然泪流满面。“我想对汤姆好一点，”我抽泣着说，“但我也希望他能多做一些家务，不要让我一个人做。”我揉了揉眼睛。“我涂了睫毛膏，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傻？”里尔把一盒纸巾推到我面前。34

邓恩还回忆了里尔在批评她丈夫时她的情绪状态：她同情他，甚至想保护他，“我插嘴说，和女儿在一起时，他非常无私、善良、细心”。当然，这些美德都是有益的，但正如里尔指出的那样，现在的问题是汤姆应该如何对待邓恩，而不是他如何对待他们的女儿。而且，鉴于这个问题面临的严峻现实，她的同情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与他们的问题密切相关。当一个女人把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照顾别人作为应尽义务，并且还把这种义务内化时，这会给她的情感和行为带来副作用。她很可能因为要追究男性伴侣的责任而感到内疚和羞愧—而且，正如洛克曼所指出的，她会对他产生过度的感激之情，即使是在远没有达到公平的情况下。35

那么，这里的部分问题可能是女性的应得权利感—或者说是缺乏应得权利感。有些女性也许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公平的家务分工，没有权利拥有和丈夫一样多的闲暇时间。或者她们可能觉得在理论上她们有这个权利，但在现实中却无法坚持，因为周围的社会力量告诉她们不要坚持，要永远“一个人来承担”。在《有了孩子后如何不恨你的丈夫》中，詹西·邓恩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吃饼干盒里完整的、未碎的饼干。她把碎饼干吃了，把整块的饼干留给丈夫和孩子。在书的结尾处，她学到了一件事：

你不必总是吃碎饼干。

我不得不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养成自己的一点应得权利感，并且承认我需要有人帮忙做家务，需要休息和闲暇时间。我很难摆脱随之而来的愧疚感，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能够处理好所有的事……［但］当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后，我又复活了，可以做一个我想做的那种母亲。通过照顾自己，我成为一个能更好照顾别人的人。36

虽然这可能是一种进步，但这里的表达还是有一点让人难过。一个女人有权从男性伴侣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帮助”或“支持”，她完全有权为了自己去享有和他一样多的休息时间和闲暇时间，而不只是为了成为一个能更好照顾别人的人。37

对于邓恩来说，她写这本书的14个月，也是她为自己的婚姻努力的14个月，在这14个月结束时，丈夫的投入仍然少得令人沮丧。在书的结尾部分，她为处于相同处境的女性列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包括接受婚姻咨询。（邓恩写道：“特别是，找到一个对你丈夫大喊大叫的治疗师：‘别以为什么都是应该的，整天指手画脚的，什么都不做，帮她一起做家务！’”38）除了讨论明显困扰他们婚姻的男性应得权利感外，这本书的很多地方也深入探讨了一些能解决其他不那么紧迫的问题的建议。其结果是采取一个格蕾琴·鲁宾(3)式的夫妻幸福计划，而不是进行平等改革。邓恩和她的丈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练习—从 “性试验”（连续10天做爱，其理论是做爱次数越多，你就越想更多地做爱）到清理他们的公寓，再到让他们的女儿参与家务。她甚至鼓励汤姆采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官方的“劝降”策略来缓解她的愤怒。同样地，在我看来，无论她的表达手段是否可以接受，她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最后，她叙述说，汤姆已经习惯了每周做一顿晚餐；他偶尔会带女儿去公园玩45分钟；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家长会；他还带女儿去看医生。邓恩写道：

我不在乎我们不平等—我感觉获得了支持，这种感觉很重要。我会因为汤姆的一些主要是象征性的表示而感动，这让我感到惊讶（有时也有点沮丧）。他不需要真的和我一起做很多事。39

现在，邓恩仍然是“不太甘心的家务管理人，而且很可能永远如此。我仍然必须不断地坚持，平静但坚决地要求汤姆在家里做他该做的事”。40据她的报告，他仍然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邓恩在书的最后还是表达了对他的深深感激：“最重要的是，我永远感激我的丈夫汤姆。一想到你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就忍不住伸手去拿一盒纸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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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xfam，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盟，成立于1942年，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界限，专注于减轻贫困问题，并让贫穷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

(2) MenCare，一项促进父亲参与育儿和家务劳动的全球运动，以此实现家庭幸福、性别平等，改善母亲、父亲和孩子的健康，支持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

(3) Gretchen Rubin，一位经常讨论幸福和人性的作家，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四个倾向》《比以前更好》《幸福计划》《在家更幸福》。